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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商原来的文章、翻译及赏析[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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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过诗词10首:君看自个儿一眼,作者念君半生

晁天王论――苏轼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两汉·司马迁《酷吏列传序》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酷吏列传序

两汉: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人,一说龙门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馀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诈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余城以复齐。燕王悔,惧赵用乐毅乘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错,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赵、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顺于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遗令诏后嗣之馀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先秦·佚名《乐毅报燕王书》

乐毅报燕王书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枝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虚,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两汉·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上书谏猎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宋代·苏轼《晁错论》

晁错论

宋代: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154古文观止,议论,写人,抒情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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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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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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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天下之患2,最不可为3者,名为治平4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5变,而不为之所6,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7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8。惟9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10为天下犯11大难,以12求成大功;此固13非勉强期月14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15;吾发16之,吾能收17之,然后有辞于天下18。事至而循循焉19欲去20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苏轼(1037—1101年),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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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34以七国之强,而骤35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36?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37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38。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39。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40。当此之时,虽41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42?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43,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44。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45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46,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47?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


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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