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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网站手机版《讲话》的今世性与中中原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的赤子方向

原编者按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明了文艺“二为”方向,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奠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开启了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
“二为”方向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石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艺问题的集体智慧结晶,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论证文艺问题而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规律的理性概括,具有科学形态的永恒价值,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为”方向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石,决定着文艺的革命性和社会主义性质,是无产阶级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区别于其他任何阶级、任何时代的文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文艺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属性,这一属性决定着文艺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作用。文艺的表现对象和接受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构成了文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同志把“为谁服务”问题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庄严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同志在解决“为谁服务”的同时还解决了“如何服务”问题。主张文艺与群众的结合发展到作家艺术家与群众的结合,集中力量解决作家艺术家与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问题,始终把文艺的表现对象和文艺创作主体定位为人民,强调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邃独到之处,是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把钥匙。
“二为”方向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石,决定着文艺的根本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是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文艺大众化和文艺鉴赏的群众性,发挥文艺作品团结人民、影响人民、保护人民的功能,是我们党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普及与提高要求文艺家的创作意识必须和人民群众的接受意识相统一,这是文艺“二为”方向的根本要求,也是贯彻“双百”、“两用”文艺方针的前提。因此,从人民群众实际文化水平和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已充分展示其文艺思想蕴涵的尊重人民群众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二为”方向赋予了时代新内涵
1980年7月,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任务正式提出“二为”方针,这个方针保存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二为”精髓,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条件下的运用。
邓小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方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新的理论概括,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进一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等重大论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思想,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奋力开创文艺发展新局面,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又一个里程碑。全会《决定》创新了文化发展理论,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再次强调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特别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公益性文化和经营性文化的科学划分,标志着文艺“二为”方向在与时俱进,并将持续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坚持“二为”方向 促进重庆文艺大繁荣
坚定“二为”方向。重温《讲话》精神,要把握时代脉搏,着力解决艺术来源和归属、普及和提高、继承和创新、文艺批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始终不渝地对人民负责,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
强化使命机遇意识。当前,重庆正处于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伟大时代的关键期。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振作精神,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牢固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勇立时代潮头,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作生产更多表现重庆人民推动科学发展、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时代精品,发挥文学艺术的功能。
坚持践行“三贴近”。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深入农村、工矿、军营“第一线”定点采风,在深入生活中不断开拓新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不断提高自己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增强作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坚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深度挖掘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统战文化、三峡移民文化、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讴歌劳动创造,抨击假恶丑,歌颂真善美。
着力文艺普及与提高。统筹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文艺共享普及平台,挖掘整理文化资源,整合文艺创作队伍,组织文化下乡、文化进社区等活动,普及文艺大众化消费,丰富城乡人民文化生活。同时,策划组织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重点文学艺术作品扶持工程、优秀少儿作品创作工程,支持重要公益性惠民活动和重大对外民间文化交流项目,扶持代表国家水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优秀艺术品种。
造就“德艺双馨”队伍。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加强学习,提高素养,树立形象,追求崇高,垂示风范,旗帜鲜明地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和文艺价值观,自觉抵制“三俗”,永葆艺术青春,铸就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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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话》的历史与现代性
李祖德: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65年,在整个新文学史的“结构”中,并不算是一个“短时段”。在65年这样一个“中时段”中,《讲话》曾经为我们想象和提供过一种文学“情势”和景观。如果回顾中国当代文学50多年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讲话》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仍然是我们当下的文学生产和知识生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面临当代文学的“永恒危机”,《讲话》会不断地激发我们对文学困境的反思和超越。如何激活《讲话》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如何“救活”当下的文学写作,这关系到新世纪文学的前景和可能性。所以,《讲话》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所蕴含的价值,需要我们重新发掘,也需要我们阐释出新的意义。

75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为了纪念《讲话》发表75周年,保马今天特别推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慧瑜老师的文章。《讲话》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创造出了一个“人民文艺”的伟大传统。它既继承了五四时期自上而下的“启蒙”话语的精神,又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的主体性。它在知识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并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优先性与合法性,通过创造“民族—人民的”文艺,一改中国几千年上智下愚的权力结构。

李云雷:我们今天谈《讲话》,首先应该明确两点,一是它的现代性,即它是在现代中国出现的一种文艺理论,它对我们今天思考文艺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二是它的学术性,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的一个政策或文件,而首先是一种学术着作,在其中渗透了马克思主义观察文艺问题的角度与方法。明确了这两点,我们才有可能对《讲话》加以讨论,进行重新认识,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将之当作“过时”的东西,或者仅仅看作是政策,那么就失去了讨论的基础。

张慧瑜老师的这篇文章一方面介绍了《讲话》的历史背景,概括了《讲话》的基本论点;另一方面,他联系当下中国文艺发展现状,指出《讲话》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当代的中国文艺必须要有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必须要立足人民,眼光下移,必须要建构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文艺作品。总而言之,文艺的首要问题仍然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它不能被市场裹挟,不能被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模式宰制,要学会用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来讲述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本文原载于《文艺报》,原标题为《不忘初心,建构有中国主体的文艺生态》,保马转自中国作家网。感谢张慧瑜老师授权!

赵文:历史地看,“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深入传播的一次总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着在中国有了系统的翻译与介绍。苏联文学理论家里夫希支?希莱尔的《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汉译本《科学的艺术论》由1939年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文学遗产应有的态度以及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之本质等方面的论述,使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各处的文艺思想以体系的形式出现。1941年戈宝权辑译的《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面世,广泛涉及列宁论党的文学、论新文化创造和论托尔斯泰与赫尔岑等文学理论专题。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刊出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1942年5月15日和19日分别刊出恩格斯致哈克奈斯、致考茨基和致拉萨尔的信,及拉法格《左拉的〈金钱〉》节译等着作(资料参见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说“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以及文艺与革命关系之“齿轮和螺丝钉”的提法,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中文译介话语系统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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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讲话》同时也是中国“左翼文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总结,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自1920年代开始,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上进行了不断深入的讨论,《讲话》是对这些讨论的系统性总结,同时《讲话》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它不同于瞿秋白、鲁迅、胡风、周扬、冯雪峰等左翼文学理论家,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甚至也不同于卢卡契、萨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它针对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案,但它的提出的根本问题又穿越了具体时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本文作者在陕西师范大学讲座

赵文: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围绕“讲话”形成了众多的讨论、争论,乃至争议,构成了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重要景观。而且,由于“讲话”自身具有的特殊理论地位,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方法反思历次大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讲话”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提法为其潜在对话基础的。

75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给文艺界人士做了两次报告,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不仅是一篇改变中国现当代文艺走向的政治性文献,也是我党长期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性文件,至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斗转星移,中国早已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文艺形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这种背景下,重读《讲话》,一是为了“不忘初心”,二是为了回应新形势下中国文艺向何处的问题。

胡乔木在1982年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当中总结评价说:“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不可否认的是,“讲话”有其自身形成的“语境”。因此也有些学者指出,要将“讲话”当作“历史文件”来理解,分清其中的“经常不变之理”和“权宜之计”,这一要求是有合理性的。

《讲话》的基本精神

李祖德:关于《讲话》的历史和历史评价,也是随着当代文学的演进而发生变化的。在现有的文学史叙述中,延安文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194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区隔下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一种脱离了“普遍”的新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区域”文化形态。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工农兵”文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唯一有效的方式,逐渐形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在这种文学史叙述中,一方面,“特殊”和“区域”意味着这样一种文化形态独立于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之外;另一方面,这种文学史叙述认为,建国后,作为个体伦理范畴的“人”、“人性”、“人道主义”消失了,而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新时期文学”则重建了个体的“人”和个体的自由伦理。因此,在这一文学史视域中,自“新时期”开始,当代文学则又重新回到“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和“普遍”的“现代文学”建立起一种关联。

20世纪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为了统一认识、整顿思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着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等主张,1943年又从整风发展到对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的学习,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这次运动对我党确立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接下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文艺领域的整风运动,明确阐述了革命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这对根据地文艺和解放后的人民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尽管学术界早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延安文艺及“十七年”文艺中的“现代性”因素,但这些发现并没有被现有的文学史所接纳。在今天看来,当代文学“现代性”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形式和美学的变革中,当代文学中的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自“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从“人”的主体张扬到“人”的主体失落,经由“纯文学”的观念和形式变革,当代文学和现实已然失去了有效的精神联系。1990年代初期文艺界和思想界爆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19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失落”都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从这一点来看,《讲话》的历史和现代性并没有终结,《讲话》关于“人民性”的创见仍然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讲话》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此之前有两种对待文艺的态度,一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新文学看成是现代启蒙价值的承载者,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争论中突显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前者强调新文化的价值内涵,后者强调新文化的传播效果。《讲话》进一步回应了这些问题,把人民大众作为文艺服务的对象,这里的人民有具体所指,“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农兵、工农联盟既是人口的大多数,也是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这种为人民的文艺与根据地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对于国统区来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要从为小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创作转向为工农兵和干部创作。这是人民文艺区别于其他文艺的根本特征。

二、“人民性”:文艺的中心问题

第二,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与政治、经济领域中确立工农兵主体一样,文艺领域也要以工农兵为主体,这需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创作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作品,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如《讲话》中所强调的“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就颠倒了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与人民大众作为被启蒙者的权力关系,文艺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二是要用工农兵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创作,也就是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艺实现普及化、大众化,这就涉及到如何从民间文化、群众文艺中汲取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的问题,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外国的又不同于传统的新文艺形态,这直接影响到对于民间文化的发掘和借鉴上,而且普及与提高也存在辩证关系,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赵文:理论地看,“讲话”的目的就是要澄清与中国历史形势相适应的文艺工作基本原则问题。就此而言,毛泽东提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理论论点。

第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涉及到党如何管理文艺的问题。《讲话》一方面强调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把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作为两条彼此平行、又密切呼应的战场,指出文艺是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指出文艺所携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文艺要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当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的内涵也是变动的。另外,《讲话》也特别提到文艺批评的意义,用“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来判断文艺的好坏。把政治放在前面,并不意味着文艺教条地图解政治,不追求作品的艺术性,“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也要统一起来。

第一,在文艺创作中,反对“知识分子”的“自发性”。抗战爆发以后,全国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服务人民、服务于抗日的愿望的自发性是一回事,真正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则是另外一回事。“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要从“自发”到“自觉”,需要一个改造的过程,这就是“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获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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