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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知5四时代的本性主义-中国社会科高校近代史钻探所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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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价值发现与人的个性解放。五四启蒙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倡导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提倡个性主义,将国人从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解放”,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0年后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澄清有关个性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

胡适

文|胡适先生

一、个性主义不是个人利己主义

五月五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张熙若先生的《国民人格之修养》。这篇文字也是纪念“五四”的,我读了很受感动,所以转载在这一期。我读了张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感想,写在这里作今年五四纪念的尾声。

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纠集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张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颇吃一惊。他是政治哲学的教授,说话不离本行,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

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就是通常所谓的个人主义。但这种个人主义决不同于个人利己主义。按照杜威和胡适的解释,个人主义有“假的个人主义”与“真的个人主义”之分,前者指“唯我主义”,其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后者指“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其特性有二: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自己的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自己的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只有“个性主义”才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才是真正的个性主义。

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张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颇吃一惊。他是政治哲学的教授,说话不离本行,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自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它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及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流弊,但以个人的良心为判断政治上是非之最终标准,却毫无疑义是它的最大优点,是它提了高价值。……至少,它还有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的用处。此种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过与此种人格根本冲突的政制)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才,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

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自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它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

何谓个性主义?胡适在《易卜生主义》这篇经典文献中对其作了清晰界定。他指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也就是说,个性主义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与个人的负责任的结合,一方面要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一方面要自己担干系、负责任,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个人的自由意志,固然不是真正的个性主义,而不负责任的个人自由意志,同样不是真正的个性主义,而只能是唯我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

张先生的这段议论,我大致赞同。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新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到当时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和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言行录》229页)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决。我们在当时提倡的思想,当然很显出个人主义的色彩。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

“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及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流弊,但以个人的良心为判断政治上是非之最终标准,却毫无疑义是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的最高价值。……至少,它还有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的用处。此种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过与此种人格根本冲突的政制)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增加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材,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

胡适对个性主义的这种界说,既指出了个人自由意志的绝对必要,又指出了个人对自己的思想、言论、行为须负完全的责任,将真正的“个性主义”与通常所谓的“个人利己主义”根本区别开来。

(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二、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性

(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张先生的这段议论,我大致赞同。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机关报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我们在当时提倡的思想,当然很显出个人主义的色彩。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这句话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传诵一时。在他看来,旧社会一般是偏向于专制的,而那种专制的社会,“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个性主义是现代社会保持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强调:“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1]所以,要使社会能够不断地进步,就必须尊重人的个性,使其自由发展,养成独立的人格,将自己铸造成有益于社会的“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2]

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张熙若先生说的“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

  

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性和发展个性基础上的,这不仅是胡适的精辟见解,同时也是五四启蒙者的共识。鲁迅指出,个性愈解放,人愈能自觉其生活,“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东洋民族则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是以家族宗法制度为主的民族。宗法制度不仅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而且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因此必须建立“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以奠定现代社会之根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以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3]蒋梦麟指出:“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4]尊重个人是建立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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