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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网站手机版居里老婆传: 第四章 镭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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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玖6九周恩来(Zhou Enlai)怎么样维护“三老4帅”过关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文革”进入1967年后,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全国性动乱急剧蔓延。这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196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在会上,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毛泽东在得知“大闹京西宾馆”的情况后,想去听听不同的意见。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危害,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并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不久,中央军委拟定了“八条命令”初稿。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会上,文革小组成员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的内容。当天下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碰头会讨论情况。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同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审定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时,删去了第5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的内容。毛泽东审批时加写了一句话:“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批示:“很好,照发。”当天,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江青说道:

这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随后,聂荣臻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6个政策性规定文件。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3次简短插话外,既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辞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他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3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做了做检查。

  陶铸舒心地笑了。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生前接受笔者专访而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当年,总理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做指示。”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1967年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3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在他看来: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曾志这样回忆: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

  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

  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

  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

  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

  阵营: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生;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

  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

  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韩爱晶一楞,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

  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是“地派”!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①马辂、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生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

  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从此,戚本禹得一浑号,曰“威大帅”。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由于周恩来的于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

  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于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

  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

  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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